时光荏苒，回想起往日岁月，再看看今朝双鬓白发，只能叹一声无情的不仅仅是时间，还有人心。火车的轰隆声在耳朵里阵阵响起，跨过黄河的那一刻，感觉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马静看着老照片，两个女儿如今也都年纪不小了，大女儿赵五月已经49岁，小女儿赵月婷也46岁了，和女儿们已经43年未见面了，马静的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愧对两个女儿。

马静时常在想：要是前夫当初答应自己不离婚，也许她的人生会完美一些。可人生哪来那么多的假设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，每天都在变化着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五一劳动节的时候，汪俊才从陕北回来告诉自己：“五月和月婷我见到了，她们生活得还不错，五月都当上奶奶了，而月婷的生活过得不错，在延安买了两套房子，儿子还留学日本了。”

听到老朋友带来的好消息，马静很开心，可她还是想回一次陕北，亲眼看看自己的两个女儿，哪怕这是见最后一面，自己都知足了。

但汪俊才却说：“我试着委婉地问了一句五月，问她愿不愿意见你这个亲妈，但五月的回答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在她心里，后妈给了她温暖的家，你这个亲妈妈在她们姐妹俩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，言外之意就是不想见。”

马静知道，两个女儿对自己是有恨意的，可自己已经73岁了，如果不见一面，自己即使闭眼都是带着遗憾离开的。但这件事还得让儿子同意，总不能瞒着儿子。好在儿子深明大义，同意自己去见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，也想去陕北认个亲，可马静却说：“还是让我先去，如果你的两个姐姐同意，你再和我一道儿去陕北。”

而马静的故事，要从1967年说起！

以下是来自马静的讲述：

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，夏天毕业，冬天就到陕北插队了，那个时候不需要别人催促，我们一个班六十多个孩子，都是踊跃报名的，有的去宁夏，有的去北大荒，也有的去陕西，我受到父亲的影响，去了陕西。

当时和我一起去陕西的有三十多名同学，李雪杨年龄最大，当时已经21岁，但他是高中毕业生，从北京出发前，领导就给李雪杨安排了一个知青队长的身份，这让他神采飞扬，官架子可不小，一路上对大家各种鼓劲，又是带头唱歌，又是把自己带的糖果分给同学们吃，是一个很会来事的小伙子。

我们经历了将近十天时间，最终到达了目的地文安公社，在文安公社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就等着老乡来接我们。当时我们三十多名同学，被分成六个小组，每个小组去一个村子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李雪杨和我是一个小组，我们五个人最后去了赵家坝村。虽然吃了饭，但此时已经来到寒冬腊月，大家站在公社院子里还是很冷的，有一个领导看我们冷得不行，就让人把院墙外面的槐树砍倒烤火。

等到快天黑的时候，老乡们才赶着马车来接。

带头的是个彪形大汉，他是赵家坝村的生产队长赵四海，总共来了两辆马车，我们把行李放在车子上，然后坐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，就这样摸着黑来到赵家坝。

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，马儿却能找到回家的路，当时有些不可思议，赵四海说：“这算啥，你把它送到五十里开外，它都能找到回来的路。”

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根本就听不懂陕北老乡说话，快到村子里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篝火，赵队长说：“你们这些城里娃娃一来，全村人高兴，你看都在生火给我们指路，大家心里高兴，马上就知道我们陕北人是多么的热情了。”

果真，不到五分钟，就有人欢呼着说“北京人来了”。一群孩子欢呼着向我们跑来，我们也从马车上下来，跟着孩子们步行走路，一人手里牵着两个孩子，欢快地走着。走了十多分钟，才到大队部，此时我们已经是饥肠辘辘，好在大队部安排了人手给我们准备了晚餐。

吃罢饭，赵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住宿，我因为是女孩子，就被安排到郝存梅阿姨家，其他四个男生，则是去了赵队长家。

第二天天刚亮郝存梅阿姨就喊我起床吃饭，说是吃了饭要到大队部开会，主要就是给我们知青安排住宿和分工。那个时候感觉全身酸痛，陕北的土炕硬邦邦的，铺着一条羊毛毡，感觉屁股都被垫得很疼。

初来乍到，还是很听话地起来，陕北的早晨异常寒冷，冷风飕飕地撕裂着脸，好在妈妈给我带了羊油，抹在脸上，能够稍微缓解一下。

郝存梅阿姨吃的是高粱馒头，而我吃的是白面馒头，当时不知道白面馒头对郝存梅阿姨来说有多珍贵，还主动要求和郝存梅阿姨换着吃，毕竟我在北京每天都能吃到白面馒头。争执一番，最终郝存梅阿姨同意了。

吃罢饭，来到大队部，此时全村人都集中在院子里，郝存梅阿姨告诉我：“这是以前的学校，由于没老师，所以荒废了快十年了，后来就成了大队部。”

五名知青，被分配到五个生产小组，我依旧和郝存梅阿姨在一组，依旧住在她家，而李雪杨他们四人则是住到了赵富阳家，赵富阳兄弟五人，这下他们可热闹了。当时我们刚来，什么都不懂，老乡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赵队长让我跟着郝存梅阿姨学做饭，主要是以后我们知青需要自食其力，现在有专人做饭，等我学会做饭后，就需要给其他四名知青做饭。

这份工作我并不喜欢，更多的是想下地干活，可当时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，只能听从安排。

过了新年，意味着我们都长了一岁，春天也即将到来，大家都期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，一场大雪过后，老乡们欢欣雀跃，说今年的小麦肯定能有个好收成，当时我还担心小麦会被冻死，可老乡说冬天的雪下得越多，小麦收成会越好。

两年的历练，让我们这些知青彻彻底底地变成了“陕北人”，学着说陕北话，头上戴羊肚巾，男生们则是抽旱烟。

陕北的男孩和北京的不一样，虽然他们没有读多少书，或者说压根就不识字，但他们很有智慧，总能说出一些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汗颜的大道理，其中有一个男生就让我非常仰慕，他就是赵富春，他是赵队长的侄子，长得英俊挺拔，在人群中，总是能够看到赵富春在偷偷地看我。

到了1973年，我和赵富春正式谈对象，这件事被郝存梅阿姨发现了，她偷偷地问我：“想不想嫁到我们陕北，富春那孩子人不错，勤快而且聪明，有你这个知识分子媳妇，肯定能把日子过好。”当时羞涩的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

几个月后，我怀孕了，不得不结婚，远在北京的父母并不知道我谈对象的事情，郝存梅阿姨特意找了一个媒人，就是王芳嫂子，王芳是赵富春的表姐，也是在赵队长做媒的情况下嫁到赵家坝村的，她很乐意当这个月老。

最终我和赵富春结婚了，即使已经光明正大地结婚，可我还是没有告诉父母。女儿是在五月出生的，取名叫赵五月，我和赵富春的爱情，依旧延续着，他每天都干劲十足，不仅农活做得认真，回到家也不闲着，挑水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都会做。

到了1976年，我们这一批知青开始返城，此时的我踌躇满志，因为这么多年没见到父母，很是想念，父亲写信说全家人等着我回去，知道瞒不住爸妈，只好如实说了我已经在陕北结婚生女的事实。

父亲此后没有给我回信，随着二女儿赵月婷的出生，我和赵富春的感情也出了问题，他时刻担忧我回北京，从而变得很小气，为了一点小事情都会吵架，一直坚持到1980年，忍无可忍的我，选择了离婚。

回到北京时，我已经是30岁的女人了，父母心里对我有埋怨，但还是给我找了个对象，大我整整20岁，我没有嫌弃，因为相信这就是命运的惩罚。

1982年，我生下一个儿子，虽然对两个女儿很思念，但儿子的出生，还是转移了我的视线。

几十年过去，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老人，享受着退休生活，第二任丈夫去世早，给我在北京留下两套房子，对我来说，吃喝不愁，再者儿子也有本事。可远在陕北的一双女儿，却成了我的牵挂。

鼓足勇气来到陕北和女儿相认，女儿看到我并不愿意搭理，在我的请求下，她们同意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，可大女儿却向我提出300万的补偿费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

主要是我没那么多钱，不是不给。大女儿没有在意我有没有，只是让我回去，以后别来陕北找她们姐妹。我知道，母女之间的情分，可能在43年前就尽了。